感谢新西兰，从新西兰人那一张张年轻得让人嫉妒的脸上，我们领会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面对主场球迷的山呼海啸，面对中国球员开场后如打鸡血般的兴奋，他们没有任何慌乱与胆怯，一步步把比赛纳入自己的节奏。尽管他们没有经验，尽管他们的技术和战术被解说员不停地嘲笑与讽刺，但他们以一个精彩的进球，让所有喋喋不休的人，无论是球员还是主持人，都闭上了嘴巴。

   开始的十几分钟，中国队的表现让所有人都认为进球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惜，这个纪录首先由新西兰人创造，他们打入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第一粒进球。中国队开场的狂野只能证明他们是一群有勇无谋的莽汉，他们的比赛能力比业余对手差了许多。也许有人要说，最后不是扳平比分了么？真是可笑，不要忘记，比赛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队都在以多打少，然而从场面上跟本看不出人数上的优势。

   有人庆幸中国队抽了支好签，只要战胜新西兰，死拼比利时，即使输给巴西队，也可以出线。这样的比赛路线图似曾相识。六年前，就有人设计出类似的东西。可惜，第一场就被号称小组实力最弱的球队来了个下马威。历史竟是如此相似，尽管对手更加弱小，但仍然使如意算盘落空。

   今天是立秋节气，按照北方风俗，要吃西瓜，这叫“咬秋”。中国队咬人不成，反而被对手狠狠咬了一口，险些送掉了性命。比利时虽然付出了两张红牌的代价，但他们没有让巴西人让到多少便宜。面对这样的对手，中国队凶多吉少。中国队将为中国足协的无能与无知付出代价。

   媒体、专家、球迷不要再耗费精力分析中国队的未来，现在只需要做一做事，那就是祈祷，祈祷中国队能够体面地离开奥运会。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之一和战败国。与另一个战败国德国相比，日本国内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对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至今认为，日本当年发动战争，是将被欧美殖民者奴役下的亚洲人民解放出来，在日本的领导下共同走向繁荣。其实，所谓的解放，实质上是将殖民者由欧美换成日本，共同繁荣也只不过是日本繁荣进而称霸世界的华丽外衣。

   原子弹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恐怖、最无用的发明之一。原子弹的爆炸确实使许多日本平民死亡，出于对死者的尊重，纪念一下并无不可。但如果利用这样的仪式，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则不可原谅。

   日本战后一直纪念原子弹爆炸。日本通过八十多年的纪念，成功地将日本由一个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变身为二战的受害国，核武器的牺牲品。这次，中国派代表出席纪念仪式，似乎更做实了日本的这一形象。不能不说，这一举措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败笔。即使接到出席邀请，也应当按照对等原则，待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席南京大屠杀纪念仪式后，再加以考虑。

   日本是个笃信佛教的国家。佛教是讲究因果报应的。日本不去反思为何美国要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而一味强调自己同样是二战受害国。不能不说它缺乏一个大国应有的历史观和政治远见。在这一点上，德国比它强得太多，所以，德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要顺利得多。

   原子弹用于实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应当纪念一下。但是纪念什么，却需要日本政府和国民认真思考一下。

   中国人长时间饱受饥饿之苦，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问，谁来养活中国人。别看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与吃饭有着撇不开的关系。京津一带市民见面问候语就是一句：“吃了吗？”被问候者一般要以“吃了”相答，否则有让人请客吃白食的嫌疑。有意思的是，即使两人在厕所相见，也是如此问候。于是英文FANS到了中国自然被翻译成“粉丝”，有了榜样在前，盒饭、凉粉、玉米，直到什锦八宝饭，也就不足为奇了。饿着肚子，怎么能追星呢？

   崇拜个把名人，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过，好像中国人总能够把这种崇拜无限放大。四十几前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几乎使整个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幸亏后继者的头脑还算清醒，及时踩了刹车，甚至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少宣传个人”。前一阵子，年轻人们将崇拜和追逐的对象转向了明星。这也算正常，明星需要有普通人迷、普通人恋，光靠狗仔队是不行的。明星因为有了粉丝，就更加出名，更加出名的明星，又会拥有更多的粉丝。互利双赢的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进入新世纪，追逐明星不太招人待见了。青年们又发明了个“什锦八宝饭”。似乎加入了“饭”一族，品味就高了，层次就上去了，追星也成了“讲政治”了。“饭”一族们也许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很主流，可惜的是，普通民众可以崇拜、迷恋、追逐任何人，但是这些待遇惟独不能让公职人员享受。

   一个标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党和政府，它的成员和公务员只有一种角色，就是“人民公仆”。他们的所有行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奋斗。面对仆人，国家的主人没有必要因为仆人做了应当做的事情而感激涕零，进而崇拜、迷恋。主人们惟一要做的事，就是盯紧仆人，监督仆人，防止仆人将主人赋予的权力变成暴政与专制。

   与西方人天生不信任政府不同，中国人自小被教育要相信政府。国家公务员因为施政的妥当被民众爱戴和拥护，也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不受监督的理由。每一个公民，不能把国家的强大和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个别领导人身上。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创造，如果公职人员不能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有权换掉他。

   “饭”一族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国家领导人的爱戴和拥护。这是他们的权利，理应得到尊重。但是，如果真正的爱戴和拥护，就不应只把眼睛盯在他们做了些什么，而要运用大脑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做，做的是不是正确。如果认为做的不正确，就要直言不讳提出来，而不搞什么为尊者讳那一套。

   实际上，“什锦八宝饭”和“盒饭、凉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作为媒体，没有必要厚此薄彼，甚至传递错误的信号。毕竟，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有这样一句话，“饭”族们切记——责之深，爱之切！   

   新华社在本月二十一号的一则胡锦涛视察青岛奥帆赛场的新闻图片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因为，这张照片有多处错漏，很明显是经过剪接制成的，疑点之一是站在胡锦涛左后侧和右后侧的两位官员长的一模一样，脖子上都有一条挂着工作证的蓝色佩带，二是照片左右两边的地面也完全不同，一边是全黑色地面，另一边是有些花纹的地面。

图中红圈中为同一人

   这张照片还说明了新华社的记者和编辑对工作的不认真态度，这样的东西会出现在新华社里，这记者工作的质量太低了。

    拼凑图中的地面完全不同，被圈的皆为穿帮的地方。找找看，还有什么地方穿帮？而照片旁边没有记者署名，这一点也是很奇怪。尽管这张照片几乎一致被认为是经过剪接拼凑而成，但是，新华社至今也没有收回，本台记者星期五登上新华网还依然见到这张照片。

    新华社原始文章及图片截图。
   据了解，今年五月胡锦涛访日结束前夕的照片也出现过类似情况，那是胡锦涛夫人刘永清与坐在她后边的翻译靠得太近，新华社就抹去翻译人头，只留下一张空椅，但是却忘了抹去椅子下的双脚，结果见报成了两个人六条腿。

   8月2天，火炬在天津中心城区传递。单位组织我和一大批同事去围观。因为要交通管制，所以必须在早上6：00前到单位集合。既然要在双休日起个大早，索性就在单位凑合一宿。

   8月2日早6点，睁着惺忪的睡眼，穿着统一配发的T恤，在单位的统一带领下，和同事们来到围观指定地点。原来，火炬传递路线，已用脚手架拾建了隔离带，而且在距传递路线一个街区，就设置了警戒线，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据说，警察们头天晚上10：00就开始上岗了，真是严防死守。

   因为时间还在，就琢磨着去吃早点，原先熟悉的早点摊铺都停了业，好在单位比较人性化，食堂破例开放。在去食堂的路上，哥几个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当中，这样的机会不好找呀，于是大伙便在马路正中拍照留念。

   吃过了免费的早餐，悠哉游哉地回到办公室。此时，传递刚刚开始。算算时间，起码还要一个多小时，于是就再次躺下，睡个回笼觉。

   不睡觉不觉得时间短暂，一睁眼，时间已经到了。大伙拿着饮水，向指定地点走去。沿途不少穿着和我们相同衣服的人，有大人，更多是学生。想来都是集中组织的。真正自发想去观看传递的市民是进不了警戒去的，除非你是警戒区内的居民。

   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蔚蓝的天空中飘浮着朵朵白云。在中伏阳光的照射下，温度上升得很快。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了。来到指定地点，发现好位置都被热情的中学生们占住了。好在我的高头比未发育成熟的孩子们高一些，还是可以看清楚的。又等了一会儿，便见到了开道警车。又过了一会，赞助商的花车就开了过来，几个小妞在车上又舞又跳。身边的一位学生似乎有些不满，大喊：我们不要看广告，要看火炬。

   又等了好一会儿，一位火炬手才缓缓跑来，在我眼着和下一位火炬手完成了交接。下一位火炬手又慢慢地向再下一位火炬手跑去。不久，火炬手便跑远了，消失在视线之外。

   原来这就是号称令全体国民激动的火炬传递，仅此而已。

   十三年磨出的反垄断法，似乎仍有可能重蹈对外贸易法的复辙。八章五十七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几乎所有的人们关心的问题，都不能从中找到答案，需要制定所谓的配套法规。真是难以想像，十三年的功夫，立法机构怎么磨的这一剑。

   和西方国家不同，对消费者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通过竞争形成的自然垄断，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形成的垄断，电力、电信、石油、通信、铁路、邮政，哪一家不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可是，反垄断法对此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它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那些在市场中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企业，分明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梁山作风。

   在中国，这些靠行政力量形成的垄断企业势力之大，令人瞠目，甚至到了挟中央以令全国的地步。政府被企业劫持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球大概只此一家了。反垄断自然反不到他们头上，谁要一反，一顶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便会被扣在头上，成为全党共诛之，全国区讨之的丧家之犬。更有一些御用专家，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这些领域不存在垄断，枉他念了那许多年圣贤书，中国读书人的骨气真不知跑到里去了！

   反垄断法实施在即，可是还有40多件配套规定没有制定出来。看来相关部门对这部法律的实施是不积极的，不积极的原因，不外乎利益二字。国有企业与政府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任何人都难以说清楚，更何况一部法律了。面对如此情景，民意机构的沉默不语，只能以失职来形容。因为，在中国，民意机构的职责不仅是制定法律，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同样是它的重要任务。

   制定了反垄断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了，但这和法治完善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要天真地以为，法律和制度健全了，法治就实现了。反垄断法看上去是很美的，可惜是只好看不好吃。不光是消费者，即使是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想利用这部法律，挤身行政垄断的势力范围，分一杯羹，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已。

   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靠几个国家政府的承认便可以确立。但是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还要靠实践来检验。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么。

   这不，北京市的法院面对拒不拆迁的“钉子户”再次显示了国家机器的威力，把人家的合法拥有的房产强制拆迁了，而且还是依法。其实，本人对“钉子户”一词是非常反感的，因为这个词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把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公民变成了反政府反社会反人民的坏人。不过，既然大家都在用，而且也想不出更好的词汇来形容这些公民，也只好从恶如流了。

   奥运会是个大事，有领导说，奥运会是最大的政治，后来因为奥运会要“去政治化”，这个说法就不再提了。但是，行动上实际还是按照这个要求做的。凡是有利于奥运会的，都畅通无阻，凡是可能给办奥运带来麻烦的，全面禁止。

   被强拆的钉子户于家老二，被有些爱国者形容为自私自利，漫天要价，甚至企图绑架奥运会的大恶人。但是这位于先生只不过是在合法的范围内为自己争得更多的权利而已，这本身就是一件再合法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把奥运会办得光鲜可人，不付出些代价是不可能的。于先生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向政府开价的。客观地讲，这个价开得有点高，但这并不能成为评价于先生人格高下的标准。作为政府而言，应当是平等地和于先生认真地协商、讨价还价，不能因为是政府，就牛气冲天。至于商量不成，就应当让于先生继续拥有自己的房产。就如同做买卖一样，强买强卖是不可以的。可惜，一个影响奥运的理由，就让于先生的房产化为废墟了。看来奥运会的威力确实不小。

   有人讲，为了奥运会，牺牲一点个人利益是应当的。说这话的人的觉悟当然是很高的，颇有“大河有水小河才会满”、“没有大家哪来小家”的精神。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有你这样的觉悟。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至于国家，本身就是人民让渡权利形成的。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保护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神圣的名义，剥夺人民那已少得可怜的权利。但是，人民权利有些太过虚幻，于是现代民主国家多以对具体的公民权利的保护，体现对人民权利的尊重。

   中国颁布了物权法，被世人认为是保护人权里程碑式的事件。但是，当天平的一方是公民权利，一方是奥运会时，天平便理所当然地向奥运会倾斜。由此可见，即使有了宪法、有了物权法，甚至完备的法律体系，公民的权利也不一定受到尊重和保护。因为这个国家从来对法治缺乏信仰，而只是将它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

   当看到威廉皇帝宫殿前的磨坊，当看到成田机场里的农户，很多人感叹法治的力量，然而在这些国家，法治之所以拥有蔑视一切的力量，源自于人民内心对法治的信仰，即使皇帝陛下面对法治，也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诚惶诚恐起来。

   奥运会对于国家，只不过是短短的十几天，十几天后，一切归于正常，生活仍将继续。然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却关系立国的根本。抛弃根本去追求十几天的风光与繁华，真不知道是精明还是愚蠢。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四川省成都市新行政中心——一个因涉嫌豪华而引起争议的建筑群，今天被宣布了新的命运，它将被处置变现，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

   虽然很长时间没有到成都去了，但是通过照片还是可以看出行政中心的豪华与气派。这个建筑群组成半朵花的形状，中间呈椭圆形的建筑是“花蕊”，“花蕊”的周围，是6片“花瓣”状的建筑，围成一个半圆。远远看去，“花瓣”建筑外面的蜘蛛网结构，有点像北京奥运会场馆“鸟巢”。新行政中心分为办公区、服务区、绿化景观设施三部分。从外观看，除了悬挂在“花蕊”前的一块国徽和“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外，外人很难看出这里是政府办公中心。

   这几年咱们经济发展势头强劲，GDP一个劲儿地上涨。既然有钱了，辛辛苦苦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自然要改善一下工作环境，你想呀，坐在宽敞明亮、冬暖夏凉的办公室，使用着最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心情都不一样，能不更加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么？可惜，这也只是升斗小民的一厢情愿罢了。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美仑美奂的大楼戒备森严，主人想去和仆人们谈谈心，发发牢骚的机会都不会有；而大楼主人的工作热情和效率也未见得有在老楼办公时高，因为公务员总是要追求闲暇最大化的，不玩玩游戏、炒炒股票，咋对得起配置最高的电脑、速度最快的网络呢？

   封建社会，地方官是比较忌讳修衙门，官不修衙么。资本主义国家亦如是，白宫用了很多年，也不过是修修补补，没听说美国政府搞什么行政中心移动的工程。可是，当今中国的一些官员，不但要修衙门，而且还要大修特修，修出世界水平。如果修衙门的钱是官员自掏腰包，老百姓也不说什么。现在是官爷修衙门，要老百姓结账，这就不仅是说不过去了，简直就是无耻。一提增加收入，改善民生，就强调财政困难；一修衙门就一掷千金，直不知道府库是有钱还是没钱。

   这新办公楼是合法建筑，规划什么的都是层层审批过的。合法建筑自然就不能拆掉了，但是在这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时候，公务员们的大搬新家，自然无法交待。再者，省委、省政府尚且勤俭持家，你一个省会市政府竟敢漫过上级，使用如此高级的大楼办公，真是不懂规矩。没办法，干脆卖掉吧。天知道，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心甘情愿。以常理度之，自然是心不甘的，费了这么大劲才盖起来，一天没享受就卖掉了，钱还归国库，图啥许的呢。是呀，图啥许的，如果当初不搞什么政府南迁工程，也不盖什么大楼，仍在市中心拥挤的场所办公，自然就没有现在的烦恼，说不定还能博个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的美名呢。看来，一场地震确实改变了许多。

   成都市政府新的行政中心要卖掉，但是能不能卖掉却是个问题。如此建筑群，造价想必是不菲的，如果贱卖，肯定会被指国有资产流失，如果高出造价，略有利润，说不定会吓跑竞买者，导致流拍，而且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实际上，拍卖只不过是政府危机公关的手段而已，既平息了公众对豪华办公楼的指责，又展现了勤俭爱民的风采，政府的声望一下子会上升许多。当然，是不是能达到这个效果，就无从知晓了。至于能不能卖掉，倒是次要问题了。也许最后的结局是，大楼出租，但租金又变成一笔糊涂账，不知流入了谁的腰包。

   并不是所有的衙门都不能修，如果被衙门年久失修，没有存在价值，或是被地震震成了危房，有倒塌的危险，当然要当机立断，让公务员们搬出来。但是修建新的办公楼必须向社会向全体纳税人公布，动用财政资金要向人大汇报批准，只要建得勤俭节约、庄重肃穆、科学合理，老百姓也不会说什么。谁让咱们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呢？

   有朋友说，你是整法律的，也发表发表意见。我笑了笑，啥也没说。当然，不说不等于没有意见。但是，这意见只能等法院判决后才能拿出来检验一下。

   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推行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而且已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权原则，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大概也是一条普世价值吧）。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那么应当由谁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呢？

   很遗憾，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这个权力并没有赋予任何公民个人，独立的司法机关才有权裁决一个人是否有罪。当然，法律并不禁止人们思想，任何人都有权对事情做出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判断，而且有权利把它说出来。

   公平公正的裁决是司法机关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然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简单，更不容易，需要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来保证。其中，法官独立作出判断就是重要一条。所谓独立判断，就是法官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况下，根据证据和法律做出的判断。法官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这个纷繁芜杂、丰富多彩的世界上，尤其是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让法官瞎子聋子般地不闻窗外事，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这就要求整个社会体系保证法官的独立判断。这其中，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

   媒体被视为无冕之王，所谓舆论，不过是媒体制造出来的。没有媒体，就没有舆论，老百姓的口口相传，根本无法对当局产生影响。观点从公众嘴里说出来，只不过是言论，而这观点被媒体利用，就会不断放大，最终形成舆论。而舆论则是任何一个公权机关不能不重视的，司法机关也不例外。

   长久以来，媒体坚持舆论监督和尊重司法独立是一对矛盾。成熟法治国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媒体在舆论监督和尊重司法独立之间很好地保持了平衡，既保证了民众的知情权，又反映民众对司法的看法和观点。然而，在中国，无论是媒体和司法机关，做得都不好。就媒体而言，在司法机关尚未形成裁决前，媒体利用舆论的力量，试图引导法官做出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判决；就司法机关而言，面对湧湧的舆情，不能坚守法治底线，反而迎合舆论，成为媒体的傀儡。

   对于刑事案件，媒体当然有报道的权利，但是不应当作出应当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判断。媒体的报道，应当以案件的事实为界限，至于当事人是不是有罪，可以让公众自己去判断。

   媒体不要充当法官的角色，理由很简单，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法官，面对控辩两造，面对大量的证据和观点，尚且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判断。媒体仅凭不怎么靠得住的所谓“证据”，又怎么能比法官还高明，在短短的时间内做出准确的判断呢？

   国际法院依照《国际法院规约》及其本身的《规则》运作。《规约》是《宪章》的一部分。国际法院于1946年开始工作,取代1920年在国际联盟主持下设立的常设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在荷兰海牙和平宫。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中,国际法院是唯一设在纽约以外的机构。国际法院具有双重作用: 依照国际法解决各国向其提交的法律争端,并就正式认可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规约》规定,法院由15名独立法官组成,不论国籍,从品格高尚并在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的法学家中选出。国际法院法官一旦当选,就不代表本国政府,也不代表任何其他当局。他们是独立法官,其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公开庭郑重宣言本人必当“秉公”行使职权。

   国际法院的主要机构有简易程序分庭、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关系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修订国际法院规约委员会和国际海洋法庭等。

   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 

    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在《罗马规约》获得60个国家的签署和批准后才可成立。截至2006年11月1日止，全球已经有134个国家签署了《规约》，并有104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其中非洲国家29个，美洲国家23个，欧洲国家37个，但在亚洲48个国家中，仅有阿富汗、柬埔寨、约旦、东帝汶、韩国、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蒙古、塞浦路斯9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却有30个与美国签署了旨在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98条协定”。此外，在公约所有缔约国中，有40个国家已经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律，有31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立法草案。但在亚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只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实施公约的相关法律草案。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备活动。但中国出于政治原因至今没有签署批准《罗马规约》。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将对批准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案件进行审理，但只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不同，其他法庭均有一定存在期限，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司法机构。

   国际刑事法院设有18位法官，1个检察官办事处，1个预审庭，1个审判庭和1个上诉庭。18位法官经选举产生，任期9年，不能有两位法官来自同一个国家。国际刑事法院首批18名法官2003年3月在荷兰海牙宣誓就职。

   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它审理的案件。此法院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但是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而且是在各个国家所属的法院不能自主审理的情况下才可介入。检察官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法庭的同意，应某个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求对罪犯进行起诉。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前发生的犯罪案件。

   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三个缔约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案件，一个非缔约国（科特迪瓦）自愿就其境内有关情势接受法院的管辖，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05年3月就苏丹达尔富尔情势通过第1593号决议首次向法院提交案件。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除正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苏丹达尔富尔情势进行调查外，还密切跟踪包括中非共和国和科特迪瓦在内的8个情势。

   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